不同的膚色說不同的話語，相同的節奏有不同的旋律。

自己的文化要自己來說明，自己的舞臺有我們自己。

吳克群《將軍令》

民俗這東西，是脆弱的。脆弱的不能移動，不能搬動，一搬動，就要出問題。

但是有時候我們就喜歡搬動這些原本不能搬動的東西，就像熱衷於把那些古董從地底下挖出來，再送到世界各地巡展一樣。我們在宣揚文化的時候往往會忽視瞭其最重要的地域性，忽視整個文化存在的背景，甚至於忽視其存在的主體。僅僅單純是一種形式，就被我們當作所謂的“民俗”來分析。民俗度假村的苗族吐火，鬧市區的納西文字的書寫，以及燈光摧殘舞臺上的所謂原生態歌曲，種種刻意的表現，最後導致的就是這種文化在產業化的結合下，走向瞭文化的反面。

文化走出瞭一道門，又走進瞭一道門，這就是文化的悖論。

一代大師費孝通說，文化是脆弱的，一旦脫離瞭其生存的文化圈就會走向衰亡，文化又是堅強的，走出去還能走回來，這種走回來就是需要一個族群的集體反思，集體覺悟，最後終於變成集體的出走，或是說集體的回歸。說白瞭，文化要沾點仙氣，這種仙氣就是在民族中的浸染。文化是民族的，然後才能是世界的。脫離瞭民族談文化，隻是空談，同樣脫離瞭文化談民族，更是不可思議。

人們就在這樣的思議與不可思議中不斷反思，不斷向前。就在我們的民族中，都湧動著這樣的因素，比如說燦爛的中國紅，奪目的大地黃與大海的玄黑構成瞭中華民族的三原色，同樣，在北歐神話中，也是紅白藍三原色令人不斷遐想，不斷思考——紅的是火，白的是雪，藍的是天。

都是燦爛的紅，卻是兩種不同的視角。商鞅說，朱者赤也，赤者明也；斯特林堡說，紅色給瞭我燦爛的靈感，促使我的思想不斷奔放的前進。這就是民族文化的神奇！同樣的審美形式——無論是戲劇、文學、電影、音樂，還是這簡單的顏色，在不同的民族語境下，居然都會如此的不同，或許這是一種神奇，也或許這就是一種宿命，我們無法為自己的民族自決，也無法為這種審美定義。

紅色脫離瞭華夏大地，就不是燦爛的中國紅，白色從浪漫華麗的北歐神話中走出，就不再是令人心儀神往的雪白，亞述人眼中的白，就是一種愚蠢，高盧人眼中的紅，竟然是一種挑釁——不知是否和日後的西班牙鬥牛有著怎樣的神秘淵源？

在各個民族的文化中，往往會存在一種最基本，最原始的東西，這種東西的意義往往是一個民族的文化精髓，比如說儺戲隻能在湘西地區看到，走出瞭湘西地區的儺戲隻能算是東施效顰；隻有安溪的鐵觀音才是最純正的鐵觀音，其餘地方的鐵觀音，大抵隻能算是模仿品種罷瞭，我們常常會因為這些東西而產生現代性的迷惑以及命名，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所謂原生態文化，原生態藝術，所謂原生態，無非指的是文化的徹底民族性，徹底的原始性，這種民族性與原始性又不是做舊做出來的，而是與生俱來的。無論是走出來，還是模仿，結局都是不可想象的。其實這些道理老祖宗們早就洞若觀火

桔生淮北則為桔，桔生淮南則為枳。

在不久之前，曾偶然和香港的同行一起出席瞭一次某縣級市舉辦的古琴文化節，同時出席的還有全國文聯黨組書記仲呈祥老師。主辦方熱愛傳統文化，並能在這樣一個傳統文化走向小眾傳播的時刻進行一次文化的詮釋，實在難得。但是整個佈景卻搭建在一個農村的集市之上，高雅的古琴演奏伴隨著殺雞宰鵝的聲音令人覺得有一種焚琴煮鶴的悲鳴，在演出進行到一半的時候，忽然出現瞭激昂的彝族原生態演唱，再一詢問，居然是彝族歌舞的一場演出。無論是古琴還是彝族歌舞，從本質上看，都是高雅的原生態藝術。若是在涼山州的民族劇院裡面，或是中央民族大劇院裡面進行一次彝族歌曲的演出，都堪稱完美，但是卻在這樣一個環境下，進行如此的演奏；古琴毫無疑問是高雅藝術，但是絕對不能置之於這樣喧鬧的市井當中。且兩者雖均為高雅，然審美形式不同，不合適的地方再加上兩者完全不同藝術形式的糅雜，說白瞭，就是一種大雜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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